中國布

萬物須尋找食糧，維持生命，但當中以人比動物先進，因為除食糧外，人懂得製造衣服去保護身體，來延長壽命。樹皮、樹葉、獸皮等都是原始衣服的材料。不過，這些東西不是後來常用來造衣服的。在發明了布後，衣服的款式進步了，穿起來更舒適，更適合天氣和地理環境的需要。

五、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陶器曾印上布紋裝飾，在這時代的遺址又發現了石製和陶製的紡輪，證明中國人很早利用植物纖維紡成布。當時的布質當然是粗糙的，一些還像今天的麻袋。

中國人在七千年前已建立農業社會。他們馴化動物，以及將野生植物大量培植作適當用途。在早期的文化發展過程中，種麻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動。古人把麻的纖維紡成紗，然後將這些麻線織布。陶器上的裝飾就是麻布紋。

據史書記載，中國人在商代以前創造另一種製衣的材料，這便是由蠶絲織成的帛。在商代文物中，找到蠶形玉雕；青銅器上亦發現蠶形紋飾。顯然地，古人早將蠶兒馴化，在家裏養蠶。蠶需要大量桑葉為食糧。所以古人除種麻外，還發展桑田。由蠶蛹抽出來的絲，便可編織成綾、羅、綢、緞等各式衣料。當然絲織物的質地較麻布優勝得多了。

除麻布、絲綢外，古人還造出葛布。葛是野生植物；它的纖維也可織布。葛布同時用來製衣和造鞋，但布質是低劣的。它的另一缺點是不可禦寒。即使農民是那麼貧困，到了漢代，他們也不得不將葛布淘汰。

絲綢的製作成本畢竟是最高的，只可供皇室貴族享用，一般民眾唯有穿麻布衣服。所以“布衣”一詞泛指平民百姓。

若要美化衣料，最直接的方法是染色。在染料中，以植物染料較礦物染料流行，因為礦物染料較易褪色。至漢代，種植不少製作染料的植物，這樣便增加了染料種類，亦改良了染色質素，對衣著文化帶來重大影響。除“布衣”外，一般民眾還俗稱“黎民”，就是指他們常穿黑色的麻服。待到老年時，他們才有能力購買絲織衣物。

麻是容易栽種的植物，它對土壤和氣候均沒有嚴格要求。所以很多地方種了麻，也因此令麻的供應不缺。況且麻布易受染色，而所染的色亦不易淡化，因此麻衣一直受各階層人士樂用。

植桑養蠶始於黃河流域，後來位於長江上流的四川成為主要桑蠶區。到了宋代，全國經濟重心向南移，農業在南方獲高度發展，其中的一項措施是廣泛種植桑麻。桑蠶業進入新階段；植桑、養蠶、織絲三者分工，各自成為專業。

不過到了元代，衣料的發展發生重大變化。棉花纖維造成的布開始作為常用的衣被材料。

棉花有多個品種。從印度引入的“亞洲棉”最適宜織成布料。其他品種的纖維粗短，不可紡成細紗，同時產量不高，增加製作成本。早於漢代，“亞洲棉”經由緬甸傳入雲南、貴州和四川，受當地的少數民族利用來織成富有特色的棉布。另外，又經越南由海路傳至廣西、廣東和福建。而絲綢之路也將棉花帶到西北方的新疆。不過，因為地理環境關係，最先用棉布造衣服的地方可能是海南島。棉花須產自炎熱的地方。所以由漢至宋代，棉因受到氣候的限制，不可在全國種植，它不及麻那麼廣泛地受用。

唐代以前，棉布稱“吉貝”，是印度梵語“棉花Karpasi”或馬來語“Kapus”的音譯。其他名稱是“白疊”、“桂布”和“廣幅布”。棉花也叫“木棉”和“攀枝花”。木棉其實是另一種樹，與棉樹沒有關係。“棉”指棉花，是中國人於南朝自創的。至明清兩代，這名稱才流行起來。

當植棉的技術成熟後，古人開始重視棉的價值。棉花纖維可織成較長較闊的布。在禦寒方面，棉布較有效。在製作工序方面，棉布較簡化。在成本方面，棉布較便宜。因此，元代推行植棉，大量生產棉布。

自明代開始，棉紡織已成主要工業。棉布逐漸一枝獨秀，成為生活必需的衣料。棉布因質量不斷提升，亦打進了絲織品所壟斷的上流社會市場。發展至清代，麻布的地位被棉布完全取代。雖然受棉布威脅，絲綢仍是貴價的衣料。這時候，絲綢只有向更高品質的方面發展，尤其是去迎合外國人的需求。

古人設法改善種麻植棉的方法，為求提高纖維的質量，以及增加紗線的產量，好讓他們織得好的布去造合適的衣。由古至今，人重衣裝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。布的品質影響衣服的款式。而衣服的款式可表示不同的社會階級。衣服愈多布料，表示愈貴重。所以達官貴人的衣袖是長而寬大的；農民勞工的則完全相反，他們的衣袖是窄和短，必露出手掌部位。

麻布是粗衣。粗衣不只保護身體，亦因為有衣蔽體，才不致裸體而感到羞恥，合乎古人守禮的精神，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質。絲綢歷來是上層社會的專利品，老百姓只能拿織成的麻、棉等布匹造衣裳。所以布的歷史相等於衣的歷史；衣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文化史。

我們在今天不是不重視衣裝，不講究布料。但今天的服式與古時背道而行，竟愈來愈少布了。古人吃不飽，體弱沾寒，所以加衣求暖。今人吃得過飽了，嚐不到古人的苦滋味。不少古人半生只有一件粗衣，終生穿上無數故衣，修修補補，毋顧儀容。今人有無數的新衣，卻故意弄穿補洞，做成時尚。

時尚隨時代而改變，我們不須一味復古。但不想露體示人，欲求合適自己的時裝，我們還須認識織布。

中國龍船

約一萬年前，中國人最先以竹、木、草、樹皮等造“筏”。在筏上可以捕魚，乘筏渡河往對岸，可以狩獵。後來伐下樹幹，將一部份幹身挖空，以便坐在樹幹裏面，這是木船的雛形。之後將樹幹船的兩端削成尖形，方便滑行，這就是原始獨木舟了。

在五千年前，古人懂得火燒的方法，把從樹幹分割出來的直身木材焙成彎形，這樣更方便造成木船。他們以彎曲的木板作為船底及尖翹的船頭和船尾，然後拼上左右兩側的木板，即以三件木板造出小船，稱為“三板”，後改叫“舢舨”，成為最常見的渡河工具。

發明了船，古人須想到如何將船操控。他們便參照魚鰭潑水的姿態，創造木“漿”，用來划水。至商代，又創造“帆”，利用風力航行大船。到了漢代，漁民懂得搖“櫓”，增加船行速度。

古人對天氣和地理的認識不多，他們的泳術不佳，駕船技術不濟，所以在水中划船和乘船均是非常危險的。但爲了生計，他們不可以逃避這些風險。況且風雨影響流水，產生波濤，而早期的木船又不堅固，尤其是舢舨，很難抵得風浪。古人以為這些都是他們不可控制或預防的情況，唯有尋求神靈幫助。

在民間信仰中，水神有不同的形象。早期的水神是人面鳥身，身上纏蛇，能主宰行雲布雨，只要祂在適當時候翻雲覆雨，人間便能風調雨順，否則激發起暴雨狂風，水淹農田，河水氾濫，自然民不聊生。後來“龍”的造型固定了，將海洋變成龍的居所，並把龍人格化，成為龍王。民眾相信祂主管所有江河和海洋，於是奉祂為至高無上的水神。

中國人遠在新石器時代已設計了“龍”。這些龍形飾物以玉石雕成。原始的龍是由豬首蛇身或馬首蛇身拼合而成。後來農業進步了，更多動物被馴化。於是除豬、馬和蛇外，古人把更多馴化動物組合成龍的造型。

自漢代開始，駝首、豬鼻、羊鬚、牛耳、馬鬃、馬尾、鹿角、蛇身、魚鱗和雞爪等一起構成龍的固定形象，奠定了龍為飛天下海、無處不在的神聖動物，守護所有中國人。

實際上，龍應該是鰐（鱷）的化身。古人認為鰐是水中霸王。在觀念上，龍不過是神化了的鰐，所以尊為龍王，主宰水世界。

龍王雖然住在水裏，但祂能支配天上層雲，帶來雨水。早在商代，當遇到大旱，便祭祀龍王求雨。至漢代，民間流行以泥土燒成土龍奉拜，祈降甘霖。

龍王既然是水裏神仙，古人也因此崇奉祂為水上的保護神，尤其漁民在海洋活動，更需要祂的庇佑。漁民於是將船造成龍的形狀，希望水上邪靈誤認為龍王化身，不敢傷害，又可借龍形的威儀，懾服水怪，帶來吉祥。一些漁民索性將漁船尊稱“木龍”。

為仿傚龍身，早期的船大都是長條形的。船身的木骨架，叫做“龍骨”。中國的皇帝被視作人中之龍，擁有至高權力和地位，所以漁民喜將鑄有皇帝年號的銅錢嵌在船中，暗喻“木龍”蘊含神龍的力量。他們又以圓背鐵釘嵌入船首兩側，象徵“龍眼”。

除龍王外，古人還設計了其他水神。這些水神俗稱“水仙王”，包括大禹、伍員，屈原、王勃和李白，全是歷史人物。大禹在古代治水成功。伍員即伍子胥，於春秋時代在吳國做官，受人陷害而自刎，吳王命將其屍身拋入江中。屈原是戰國時代的楚人，他不受楚王信任，含屈投江自盡。王勃是唐代才子，以文章聞名於世，可惜在乘船探父途中，於南中國海遇溺身亡。李白是唐代大詩人，傳說他酒醉駕舟，去撈水中明月而溺死。民眾賞識這五大人物的卓越才華，以及愛國愛民的精神，於是奉為水神，盼佑民於水難。但這五位水神卻沒有召雲降雨的本領，因此最受尊崇的水神還是龍王。

古人巧妙地把船設計成“木龍”，作為龍王的象徵。他們還在船上張掛彩旗，旗上題有吉祥字句，宣示和平。豪華的船還附上龍頭裝飾，船上設有奏樂，原來這些“龍船”只作遊樂。

至於賽龍船的習俗，通常被附會為紀念水神屈原的活動。現今在戰國至漢代的文物曾發現競渡的紋飾，但這些競渡船完全沒有龍船的樣子。唐代以前的文獻亦沒有提及龍船與屈原的關係。至唐代，才出現有關龍船競渡的記載。

在古人心目中，農曆五月初五日端午節是全年暑氣活躍的開始。他們選擇在當天賽龍，目的是利用飛躍的龍船，去威鎮水中妖怪，也利用在龍船上敲打鑼鼓的響亮聲，向上天傳達他們要求降雨的訊息，盼雨水能消除地面的暑氣。自古以來，越民族居於中國東南方，他們信奉由蛇化身的龍為保護神，所以龍船競渡可能源於漢代的越人風俗。漢代南方人稱這些競渡船為“龍船”。這賽船風俗後來傳至北方，北方人則改叫“龍舟”。

古人將船造成長龍，把船美化成彩龍，並配上熱鬧的鑼鼓聲，又設計成水上競賽的運動，目的是製造節日娛樂，也是為了求雨消災去討好龍王。“龍船”或“龍舟”顯然是人與神的溝通工具。

後來皇帝所乘的船被尊為“龍船”，老百姓只可踏足競渡的“龍舟”了。皇帝的龍船只重奢華，競渡的龍舟則求輕巧。龍舟比龍船行得快，因為舟上的人合拍地划水。他們必須合作得宜，才能奪錦。這賽龍樂趣是皇帝所體驗不到的。

到了今天，龍舟依然在端陽競賽，一樣講求合拍，才能爭冠。可惜這合拍精神在工作上退化了。不少人只想獨佔利益，不與他人合作，終取不到佳績；好像一人划龍舟，怎有能力取勝。

我們經常沉溺於沉重的工作堆中，不知所措。不如培養賽龍的勇氣，不畏風浪，不自氣餒，終可突圍而出，怎沒能力達標！

中國鹿

距今一萬至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，中國人開始種植農作物，以收成的農產，求過安定生活，但另一方面仍須獵取動物，維持生計。他們成功將野狼馴化，變成家犬，利用這些養犬助他們進行狩獵活動。所以中國人最早馴化的動物是狗。

鹿是當時獵犬追捕的主要對象。鹿有多個品種，例如梅花鹿和麋鹿。麋鹿是中國特產，又名“四不像”：頭部像馬，身軀似驢，足蹄像牛，身體呈灰褐色。牠的其他特徵是一對分叉的大角，以及一雙大眼睛。麋鹿雖然奔跑快捷，但牠的性格溫順和善，人們掌握這弱點，把牠當作容易獵取的動物。

飼養動物是農業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。中國人最先飼養成功的動物是馬、牛、羊、雞、犬、豬，通稱“六畜”。後來還飼養了驢、駱駝和鴨。在這些家養禽畜中， 牛的價值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協助耕田。而馬、驢、駱駝可用作交通和運輸工具。從羊的身上得到羊毛和羊皮取暖。豬無疑地是主要肉食的來源。雞生出來的蛋則是另類營養食物。但是在中國各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，通常找到的動物遺存是豬和鹿。顯然除豬以外，鹿亦是當時的主要肉食，而鹿還可供應鹿乳。

鹿對古人來說兼有馬、牛、羊、豬等價值。牠的角還可作為勾勒器，加工後便變成耕田的鋤具。而麋鹿也有一個功能可與水牛相比。麋鹿懂得游泳，喜活動於沼澤，愛吃苔草。這些鹿群常將吃剩的苔草與潮濕的泥土混成一起，恍如土裏施肥。這些由麋鹿走過的濕地叫做“麋田”。

“麋田”雖然是由荒地化為耕地，但它的土質始終不及“牛田”。由水牛犂耕的土地較為鬆軟，方便播種水稻。所以在耕種的助力上，鹿不及牛。此外，馬能跑快，也可負重，因此在運輸方面，馬又勝鹿。

鹿曾一度受馴化爲家畜，可惜牠的所謂弱點終導致古人把牠遺棄。鹿只繼續亡命於林間澤地，滿足人們殺戳的獸慾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遼金兩代的玉飾牌。這些玉器雕工精緻，多以鹿和樹為題材，反映當時皇帝及貴族喜好騎獵，每年秋天他們必往叢林射鹿。

古人所戴的頭盔每每加嵌一對銅製尖角，表示武士強悍的力量。這造型其實是取材自動物頭角的。雄鹿頭上便長有巨大分叉的角，這是牠的犀利武器，看來英武。

在戰國時代，雄鹿的角便出現於一種特殊的工藝品。當時楚國信奉鶴為保護神。根據傳統信仰，鶴是仙人化成的鳥，需一千六百年成形，所以鶴充滿生命力，寓意長壽。目前在楚墓中，發現一種怪異的銅鳥，作為陪葬品。鳥有高足，形狀似鶴，頭上長有一對巨大鹿角。鹿是楚國常見的動物。因此，楚人在設計神鳥時，將鶴和鹿的特徵拼合起來，令鶴鹿一同發揮允文允武的精神。鹿角鶴比純粹的鶴顯然更加英武。

楚國文物證明了鶴鹿的神聖地位，後來這組合成為深入民間的信仰。傳說唐代皇帝玄宗曾獵殺一頭身軀粗壯的大鹿，回宮後拿來烹食。道教“八仙”之一的張果老指出這大鹿在漢代已有千歲，曾被漢武帝捕獲，後將牠放生。至唐代又增多八百多年，即唐玄宗竟吃了有一千八百多年生命的鹿肉。

另一傳說也是與唐玄宗有關的。他在郊外曾射中一只白鶴。原來這鶴是由四川道士化身的，道士忍痛拔出玄宗的箭，將箭交給弟子，並預言玄宗必將逃難至四川，屆時可將箭送還給他。

兩個傳說均諷刺唐玄宗烹鹿射鶴，開罪仙界，導致國勢轉弱，但亦指出鶴鹿是仙禽瑞獸，享有人們盼求的高壽。因此，古人喜把鶴和鹿一起畫在梧桐樹下，“桐”是“同”的諧音，這題材叫做“鹿鶴同春”，以表示對長生安樂的希望。

於現實生活裏，鹿畢竟是野生動物，常為人們追捕的獵物。鹿的肉、乳、皮、角、骨、血和胎皆有食用、實用或藥用價值。古人因此對鹿產生愛好的感情。在他們的精神世界，鹿代表美好。例如“麗”字，字的上端是兩鹿皮的花紋，示意雙鹿同行。古人認為只要有伴成侶，就是美意。他們便以“麗”來形容美好的事物，例如“麗衣”、“麗舍”、“麗日”、“麗人”。另一例子是“慶”字，字的上端代表鹿皮，中間是“心”，下端寓意“人”；三者組合成的意思是真心把鹿皮送給友人，即是為友人的活動或成就感到高興，而致以賀禮。可見古時隆重的東西是鹿皮。

除寓意高壽外，“鹿”與“祿”同音。於是牠又蘊含多一種吉祥。古人利用牠的形象來祈求官祿。

鹿性和善，引人獵捕。鹿身是寶，惹人進補。鹿鳴傳音，賜人壽祿。數千年來，鹿犠牲了自己，獻給人們種種利益。不過，善良的鹿卻不給人們善待。只偽善地讚牠美麗，這是無賴欺騙。鹿永遠是可憐弱者。

今天的社會有無數善良的弱者。他們不是沒有材幹，但欺善怕惡的風氣流行，善者不欲惡鬥，做成惡人得勢。動物世界的強弱之爭，必弱肉由強食。人世間的善惡之爭，卻永恆不息。我們只相信善者不是弱者，惡者並非強人。